。这样一来，中方代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中国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大半河山被践踏蹂躏，同胞伤亡三千多万，600亿美元的财富被劫掠焚毁。而今却拿不出证据惩办那些曾横行中国的凶残战犯，代表们个个痛心疾首，胸中翻腾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抱定一个决心，如若不能报仇血恨，则无颜以对列祖列宗和江东父老，他们就一齐跳海自杀。

　　为了摆脱困境，赢得法庭上的主动权，他们一方面积极与国内联系，敦促政府收集人证物证等证据材料，一方面到盟军总部和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驻地查阅日本内阁和陆军省的档案。在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问客房里，他们夜以继日地摘抄、翻译、整理敌国十几年的档案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拟出指控材料；他们仔细研究美英的法律程序，研究对付美日律师的策略，以便据理力争，并于住处进行控诉演习，其工作之繁重是超乎寻常的。他们还运用老百姓中的蔑称来指代战犯，以避开日本的耳目，如以“土老二”、“土匪原”指代土肥原，以“板老四”、“板完”(上海话：“板定完结”)指代板垣等。他们很快提出了几名战犯名单。为了取得确凿、具体的人证和物证，中国检察官的首席秘书裘劭恒向法庭提出实地调查的请求。他领着美籍检察官克劳莱和温德飞回中国，先后到上海、广州、桂林、衡阳、汉口，北平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了大量实证。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逐渐掌握了大量的有力证据，中国政府据此正式提交了《关于日本主要战犯土肥原贤二等30名起诉书》。

　　各国选定被告的根据和角度不同，人数也不等。美国提出30人，澳大利亚提出100人，英国提出ll人。澳大利亚的名单中有天皇和相当部分的财阀，而英国反对。英国首相丘吉尔主张从快处决。英国检察官卡尔提出，审判结果应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被告最多也只能为20人，这样可以免去搜集证据的繁琐工作，及早开庭审判。为了提高检察工作的效率，检察局设置了执行委员会，中国检察官向哲溶为成员之一。执委会定下了选定被告的标准：能以破坏和平罪起诉；被告团伙从整体上能代表日本政府各部门及战争各时期；被告须是主要决策人；事实确凿。根据上述标准，检察局对已逮捕的100名甲级战犯嫌疑者进行了侦讯。执委会经过表决，确定了首批审判的26名被告。苏联检察团由于美国故意推迟发出邀请而晚到，他们到达后又提出追加5名被告，结果只追加了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两人。最后，麦克阿瑟批准被告为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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