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〇四年元旦,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之久的主星,降落在了淞沪机场。在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后,主星民众对我这个失去权力的大独裁者的兴趣已经大大减低,竟然没有一个fans前来送花或丢鸡蛋。饶是如此,淞沪机场的安保措施仍然做得如铁桶一般。除了无所不在的安保人员,我只是远远地看到T1航站楼上有两个老人在向我挥手致意,于是向旁边的卫兵借了望远镜来观察——那二人竟然一个是龙二,另一个是当年在雷隆多当咖啡店服务员的学妹周倩!
他俩现在都已经是六旬上下的年纪,头发都已经全白了,精神倒还健旺。只是给严密的安保线隔得远远的,无法进行任何交流。此时我眼角竟有些湿润——来看我可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甚至会影响养老金也说不定。但他们还是来了,这多少说明主星还是有人记得我的好处的吧?我的人生,大概不是以往感觉的那样全然失败?
我只能也用力向他俩挥动手臂,直到被前来接机的全球议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朱副书记打断为止。朱副书记一见面竟然连连向我道歉,说正职和常务副书记都开会去了,由他来接待我这等身份的贵客非常失礼云云。我跟他客套了两句“戴罪之身,何足言贵”的废话后,便迅速被押解到了松江监狱旁的一处风景优雅的地方去逍遥,美其名曰休养,实际上执行的是所谓“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的隔离审查。
这种小黑屋我年轻时经历得多,最近几十年都没体验了,此次再体验后,不得不承认时代在发展,经济在前进,人权保障在进步(当然更可能是在给我搞特殊化待遇),这次的小黑屋条件还真好得不一般,比我在塞尔摩住着时还舒服,只是不能对外联络和看报纸罢了,但仍可以每日与警卫下棋打球解闷,又没人来盘问我,除了没有女人陪伴外真找不到别的缺点。问题是我如果想要享受这样的生活,就不会做出在雷隆多号的甲板上破碎虚空的举动了。
纪检委的底牌我很清楚,因为在铁岭拘押期间,看守我的是曾在寒寒手下任过职,后来转到戴江南手下的朱嘉炜。当年讲武堂在葫芦岛开营时,我对他曾有救命提携之恩,他便迫不及待地企图报恩,每天拎着我的耳朵把他打听到的所有消息向我耳朵里灌输,也不管我爱不爱听。全球议会纪检委重点调查我的问题有六个:
一是经济问题;
二是生活作风问题(这两个是对所有官员万变不离其宗的调查内容);
三是勾结异界问题;
四是放纵费里亚军屠杀人类问题;
五是谋杀奥维马斯问题;
六是五星河事件。
但很显然这六大问题有许多都没办法查。我这人尽管不爱节约,但贪污腐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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